针对那些行事鲁莽的交易员和风险经理，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 JPM -0.06% )打算追回绩效薪酬。和以往案例相比，摩根大通的这次薪资追索应该算是最没有悬念的一个了。就连公司首席执行长吉米?戴蒙(Jamie Dimon)都表示对于摩根大通的交易巨亏，员工难辞其咎。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长吉米?戴蒙
但是话说回来，事实也可能并非如此。
在实施薪资追索方案时，摩根大通所采取的方式或许应该更加沉着冷静，更加公正透明。
薪资追索终究是个新概念，不仅定义尚不完善，还掺杂了太多政治意味。如果摩根大通能够剔除感情因素，公正合理地执行薪资追索，这一案例无疑会成为行业先例，为其他同业公司今后的追索行为提供样本。
但想做得到位并非易事。摩根大通如今已然是四面楚歌。提起2008年美国金融业所犯下的严重错误，那些义无反顾地为美国金融业提供存款保障的公众仍然心怀愤恨，怒火难平。
股东们希望企业能够更有担当，有些企业确实做到了。美国企业高管薪酬调研公司Equilar Inc.表示，截至2011年，世界百强企业中实施过类似追索措施的企业比例已高达84%，相比2006年上升了18%。名单中的企业遍及各个行业──杜邦(DuPont)、3M、美国超价商店公司(Supervalu)和辉瑞(Pfizer)均榜上有名──当这些企业发现有必要调整高管薪酬时，他们往往会采用扣发奖金等方式。多德-弗兰克金融法案(Dodd-Frank financial legislation)中也包含企业向员工追索薪酬的规定，但目前仍未制定强制性条款。
薪资追索目前仍罕有实例，即便有类似尝试也并未公开进行。
摩根大通因而成为了这一无人之境的拓荒者。摩根大通投资亏损20亿美元，且亏损规模还在进一步扩大，公司股价因此遭受重创，迅速蒸发掉数十亿美元。在近期召开的年会上，忧心忡忡的股东们纷纷向董事们投了反对票，其中包括美国联合汽车工会退休人员医疗福利信托(UAW Retiree Medical Benefits Trust)。在被问到戴蒙是否会在被追索的名单之列时，负责监管纽约市退休基金(New York City Pension Funds)的约翰?刘(John Liu)表示，“一但决定要对管理层采取绩效薪资追索措施，一切程序都必须公开透明。”
话虽如此，执行起来却要复杂得多：摩根大通一案究竟触犯了哪一条款?是否有明确的量化规定和政策约束交易员的行为──“不许出现巨额亏损”这一条永恒标准不在其列。摩根大通表示调查程序尚未结束，目前仍无法对此事发表评论。
如果国际市场都站在摩根大通一边，支持高风险投资，这一事件还会成为焦点话题吗?除了平息公众心中的怒火(或者说帮助银行在监管机构面前赢回一些面子)，摩根大通的薪资追索──戴蒙的言论已经暗示了这一步的到来──是否还能发挥更多的作用?
如果出现公然欺诈的行为，收回已发放给员工的激励性薪资便顺理成章。若暂不考虑公然欺诈的可能性，对于既支持员工做高风险投资又希望避免引发过度风险的摩根大通来说，薪资追索程序究竟应如何运作?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法学教授乔纳森?梅西(Jonathan Macey)说，“如果启动薪资追索，那么公司的正常交易就会被打乱。除了打击报复，薪资追索什么作用都发挥不了，更别提避免引发过度风险了。真正能够发挥威慑作用的是：搞砸一次，我就前途未卜了。”
反对梅西观点的人则认为，交易失误的情况一旦出现，追索措施能够确保相关人员承担相应责任。
芝加哥索赔律师迈克尔?梅尔宾格(Michael Melbinger)说，“从股东的利益角度考虑，投资预期没有实现，那么应许过的薪资也将被收回，这将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在发放激励性薪酬之前，先看看业绩。”同时他还提出，“根据表现领取酬劳的合理性非常明显，限制或延迟发放薪资比追索措施更加有效。这两种措施本身也更加公平合理。”
美国行政赔偿中心(Center on Executive Compensation)负责人蒂姆?巴特尔(Tim Bartl)表示，“最简单直接的追索方式或许就是取消尚未执行的股权激励。”
双方的争论至此陷入胶着。业绩不理想就要被收回薪资，这样的措施能否发挥震慑力──如果激励薪资无法到手，谁还会去冒没必要的风险?薪资追索之剑高悬，员工会不会过于谨慎，导致企业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薪资追索是否与美国州法中薪资不可收回的条款相违背?员工冒险交易但业绩未达到预期，主管和团队的其他成员是否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Cooley LLP等多家律师事务所已经开始向客户大量发放有关薪资追索实施情况的进展备忘录，不断更新此案与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及其他法规的相关程度。但在事态尚不明朗的过渡阶段，这一备忘录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
摩根大通杀戒将开，除证明游戏规则已经被打破这一点外，摩根大通还需要证明，薪资追索不是“事后诸葛亮”的拙劣手段。“马后炮”的策略已屡见不鲜，学者对此早已提出警告。
着有《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书、并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曾写道，“当个人的信仰轨迹面临被现实改写的威胁，认知偏差便在所难免。”
他补充道，“在对决策者的行为做出评价时，事后诸葛式的认知偏差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这种认知偏差将导致评估者只关注最终成败而忽视过程合理与否。”
敬告吉米?戴蒙：要警惕强大的认知偏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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