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富城称能为电影牺牲一切东西

    郭富城称能为电影牺牲一切东西

    20多年前，郭富城被推向时代浪尖时借了几许从天而降的运气。如今他依然让千万人向往，也让曾经对他抱有疑惑的人刮目相看。他走了一条“职业偶像”之路，也重新定义了“偶像”：始终不相信不劳而获，坚信要积极奋勇地前进，时刻抱一种脱胎换骨的决心。

    “为了电影，现在我能牺牲一切我能牺牲的东西”

    最近，郭富城在电影《寒战》里演一个警察，位高权重，在必须恪守的操守和对权力的欲望之间徘徊不已。戏中他穿三件套正装，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相比之下，演对手戏的梁家辉留了山羊胡又剃光了头发，看起来更让人弹眼落睛。但形象上是否要“打破常规”，他已经不那么在意了——《最爱》里他已经扮过农民，说一口陕北方言，开着拖拉机在田野上狂奔，还有什么能更让人意外？

    以往他演过的警察中，2005年《三岔口》中失忆警察孙兆仁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他也凭该角色首次摘获台湾金马奖影帝的桂冠。专业上的肯定之外，这部电影也让他对自己有了脱胎换骨的认识。美术指导张叔平把他整成一种“烂塌塌”的模样：留一把胡子，把眉毛弄脏，不准化妆。再早上5年，面对这样的造型要求他可能会一走了之，因为放不下“偶像”的标准。导演谭家明最初也有些忐忑，不知道郭富城是否愿意做些尝试：酗酒、抽烟、说粗口，头发剃短到乌青可见发茬，这一切都与他原本阳光、积极向上的形象相去甚远。

    无论是出席活动还是私下里，郭富城的亮相总是滴水不漏，那里面包含着他十年如一日为自我定位所做的努力，也给他带去某种安全感。只是，那时他已经有种迫不及待甩开“偶像”的冲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整整10年我都是个偶像歌手，我已经很厌倦，厌倦到疲惫。‘偶像’意味着你每次出现时都要戴一个‘面具’，你不能表达真正的自己，和真实的社会之间有一层隔膜，它像一个包袱一样背在身上。”

    1992年起郭富城就位列“四大天王”之一，人在江湖，他就不得不踩着高速循环的节奏前进。“一张专辑10首歌，刚刚推了一两首就又要做新专辑。要推歌，你就必须去做许多其他的事情，比如上电台做宣传，而去了一家电台，就意味着你必须上所有的电台才不会顾此失彼。老实说，有时我会觉得这好像一种‘买卖’，太现实了，我也不喜欢那种状态。”

    他觉得电影是一条突围之路，“那里面多一点人性化的东西”。造型的变化让他找到了通往角色内心的桥梁，“把宽的范围拉窄”，有时，他甚至会用一些极端的方法帮助自己入戏。导演严浩曾好奇地问郭富城，2008年他出演《杀人犯》时如何贴近角色？郭富城告诉他，自己在纸上写了“杀人犯”三个字，反手一拍贴在背上，催眠自己“我杀了人，我杀了人，尸体埋在哪儿了……”戏拍到一半，他真的开始做噩梦，“拍摄结束后我就去赛车，比赛完脑袋就好像被洗了一遍，这一页就翻过去了。”

    他知道做一个演员必须要接受的被动性，“你的表演会经过剪辑，最后会变成什么样？那是导演的决定，你无法控制，你只能享受拍摄的那个过程，只能辅助导演去完成一个整体。”但在拍摄的过程中，他有足够的耐心。严浩和郭富城最近合作了电影《浮沉大亨》，郭富城在其中扮演一个年纪横跨几十年的律师。“一次拍年老后的他走过广场，我觉得很精彩，他一看回放，说想再拍一条，因为‘身体的语言显不出年纪，也显现不出心中压力’。再来一次，他的肢体语言果然有了不同，镜头里他顿时变成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人。”

    这样的评价让郭富城感到欣慰：“我希望看见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从我的身体里脱胎换骨地显现出来，好像是我生了一个孩子。”他努力克服自己与生俱来的小动作甚至是惯常的语气，拍《父子》时，家中排行最小的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去体会一个父亲、一个长者的心境，揣摩良久他才明白，“你需要主动，说的话背后有一种权威，像一种指令。那一次让我懂得了什么叫讲话的节奏，这个节奏就是你对人物身份的把握。”

    对表演，他用了咬牙切齿般的努力。严浩曾在专栏中提到，2007年拍《C+侦探》时，郭富城需要跳进一个垃圾池。池里的水脏得发黑，表面一层油光，里面从粪便到死狗、死猫、死老鼠一并俱全。摄影组为郭富城准备了潜水衣，从脖子包到脚，可拍完之后他发现腕上的道具表不见了，担心不连戏，便主动要求再来一遍。当时他已经脱去潜水衣，为了给剧组省时间，他竟直接跳进了垃圾池里，第二天，全身皮肤红肿发痒。

    他用这种“豁出去”的姿态去改写别人对自己的认识。“在一个一个角色里，我要把郭富城的东西全部去掉，切得彻底不见，不想让大家觉得郭富城‘就是这个样子了’。这些年来我演的角色多半很沉重，这是我的自我要求。每个人追求的事情不一样，我追求的是一种艺术——你可能说，这种艺术很难定论，但是，18岁到现在，在这一行成长到现在，电影是我生活中可以真正去寻找自我的方法。我希望之前否定我的人知道，郭富城演戏你们不看，是一种错过。”

    “为了电影，现在我能牺牲一切我能牺牲的东西。因为以我的年纪而言，现在是我拍电影最好、最对的时候：不年轻，也没有非常熟，正好是中间能够释放出足够能量的阶段。”